郭文富，马树超：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与职普融通的适应性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做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当前，我国进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新征程，国家提出推进职普融通的战略决策，但在实践层面职普融通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教育理念转变、制度供给改革、教学模式创新、评价体系完善以及社会认知更新等。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深入探讨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与职普融通的一致性，厘清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与职普融通之间相互适应的内在逻辑，鼓励教育工作者和行政部门超越传统的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立场，更新思维方式，遵从融合共生的系统思维范式，推动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加强从目标、课程、教材到教学、评价等相互之间的衔接、融通和一体化水平，有效解决超前教育、过度教育、片面教育以及由此导致的教育短期化、功利化、过度竞争、负担过重以及学生思维、情感、社会和人格发展不足的顽瘴痼疾问题，构建一个面向人人的更加平等、民主、公正、开放、灵活和包容的教育新体系，助力每一个学习者在这个教育体系中成长、成人、成才、成功。

一、职业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民生紧密关联

在我国教育体系发展过程中，任何一类教育子系统都不像职业教育这么特殊，其类型特征在于职业与产业、就业与民生的紧密关联性。一百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和产业、民生与社会发展休戚相关，形成了自身特殊的发展规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针对不同的发展需求，国家引导、推动职业院校立足国情、教情、省情、校情积极探索，坚持教书育人与职业培训并重，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有效提升了一线劳动者的技术文化素质，为我国产业体系、经济体系培养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为推进区域协调、城乡统筹发展的生力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助力者，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让更多青年重塑发展自信并成就出彩人生，发挥了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作用。

在不同发展阶段，我国根据不同需求和发展目标，积极推进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职业教育发展。比如，新中国初期，围绕156项重点工程建设中专学校，是为了培养与重大产业发展对接的人才；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着力培养各行各业的技术人才；1999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把提高学生文化知识、提高学习能力和掌握就业技能相融合，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对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出更高要求。这一过程不仅遵循了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也紧密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国情，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通过这种既符合规律又切合实际的发展方式，我国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有效促进了教育体系的完善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教融合亦成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重要特征。

职普融通政策的提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经济需求驱动教育变革，政策导向反映并适应经济基础。伴随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工业社会阶段形成的工厂式、同质性、标准化的教育系统已不能完全适应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推进职普融通有助于构建智能式、多样性、个性化的教育系统，以适应智能化社会中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和市场需求。2024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要求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的重要论断，体现了职业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与民生的紧密关联性，突显了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职业教育体系对于建成教育强国的重大意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新时期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普融通需要进一步提高站位，立足高中阶段教育实现全面普及、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新形势，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需求，高质量完成为经济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任务，努力成为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支撑者和贡献者，成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重要路径。

二、近代先贤砥砺探索为职普融通奠定宝贵基础和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这一论述展现了以历史思维考虑建设教育强国系统工程，赋予了建成教育强国的历史厚度和历史基础，不仅体现了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正如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开创者黄炎培认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现代教育必备的重要社会功能。一百多年来，从教育弱国、教育救国、教育大国、建设教育强国到建成教育强国的演变，既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也深刻反映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性和积极反作用。

近代先贤砥砺探索，推动实业与教育相结合，致力于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需求的人才。民营企业家先贤和楷模张謇以爱国为先，主张“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倾其全力，勇于探索，推动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相辅而行。陈嘉庚在办普通学校中，针对我国海岸线长达万里，而航运业落后的现实，立志“振兴航业，巩固海权”，1920年在集美学校创办水产科；为培养具有商业知识、适应世界商战的工商人才，在集美学校创办商科。1925年，黄炎培在给山西职教界同行做的演讲中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职业教育之宗旨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1934年，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中提出，“职业教育之定义，是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而其目的：①谋个性之发展；②为个人谋生之准备；③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④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从张謇、陈嘉庚到黄炎培，近代先贤们深感中国旧教育的弊端在于教育与职业分离、学校与社会脱节，他们的理念和实践都体现了教育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紧密联系，他们的探索从普通教育、实业教育走向职业教育，期待通过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以黄炎培先生为例，他起初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濡染，将实用主义哲学作为改良教育的理论基础，但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黄炎培开始意识到实用主义教育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落后的教育状况，也无法解决大批中小学生的失学失业问题，遂转而投向发展空间广阔的职业教育，以期通过职业教育发展经济、富国强民。近代先贤在长期的理论探索和教育实践中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为推进职普融通、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奠定了宝贵的基础和经验。

三、新时代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职普融通”，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发展职业教育高度重视。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建议时强调要“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求“推动职普融通”。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要求“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指出“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党中央反复强调职普融通，反映了职普融通对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作用，体现了职普融通与产教融合在新时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适应性。从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型过程中，工业社会中形成的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亟待转型和重构，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正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更加注重科技和创新需要的必然选择，它通过促进人才全面发展、满足产业升级需求、推动科技创新以及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职普关系发生多次变化，职普融通成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要求，“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2017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探索发展综合高中”“实行普职融通，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首次出现“普职融通”；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职普融通”。相关政策表述经历了“普职沟通”“职普沟通”“普职融通”“职普融通”的变化，语词次序的变化反映了对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的迫切需求。发展至今，推进职普融通不仅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完善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路径，这既是宏观环境推动的结果，也是社会需求的直接反映，同时也是自身内在发展规律的体现。

四、职普融通要求以系统观念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谋划和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全局观念，强化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分轻重缓急，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教育体系的子系统，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各自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并且相互联系相互关联，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教育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不同教育类型面临不同的瓶颈与短板，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通过职普融通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的整体效能。职普融通不是简单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混合，其核心要义在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统筹协调、转换衔接、开放互认、合作共赢，实现两类教育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总体上看，职普融通强调的是以系统观念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的重要一环，需要统筹推进教育体系中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统筹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中的各项政策设计和工作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体系体现了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双重需求主体特征，即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学生个人成长的需求。双重需求主体特征既从实用主义角度强调了适应经济的需求，也从人本主义角度突显了适应学生的需求。职普融通正是把这两个需求主体统一在一个体系之中，“职”更多体现了服务产业发展的需求，“普”更加强调促进学生个人发展。一方面，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与产业的紧密对接，可以推动学校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变化，动态调整教育内容和培养方式，促进教育供给动态适配产业需求，推动社会就业结构的优化，服务高质量充分就业。另一方面，通过探索职普融通，打破传统教育壁垒，为学生提供多元化成长和学习的机会，可以适应不同兴趣与才能学生的发展需求，增强教育公平性，顺应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教育服务的期待。

五、职普融通的职业教育体系旨在共同培育新型劳动者大军

新时期强调职普融通与产教融合，是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培养新型劳动者提出新挑战和新要求。随着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正经历从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不仅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也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出全新要求。智能社会要求劳动者不仅掌握传统的工业技能，更需要具备数字技能、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以适应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环境和不断变化的工作需求。职普融通通过整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资源，打破教育类型间的壁垒，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学习路径和发展空间，有助于培养既懂技术又具备创新思维的新型劳动者，使其能够适应智能社会的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目前职普融通已经成为世界教育发展趋势，无论教育体系单轨制还是双轨制的国家，都积极调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打通职普壁垒。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这一系列前瞻性部署蕴含了新质生产力对新型劳动者的新要求。培养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劳动者，需要更加重视学生的科学素养、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培育，职普双轨并行办学形态不能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需要“职普融通、产教融合”以更好适应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需要加强新赛道制度供给，加快院校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推动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加强衔接、融通和一体化水平，着力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更好地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须谨防误读职普融通

推进职普融通、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不仅需要制度和政策推进，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社会对各类教育的价值、情感和心理期待。我国基础教育具有历史悠久、规范有序的基础优势，高等教育具有人才济济、社会认同的龙头优势，职业教育虽然始终具有改革动力和服务经济社会的贡献优势，但仍然在传统教育系统和社会价值认同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统筹和投入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各地发展投入与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中国统计年鉴2023》数据显示，2022年31个省份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倍数达到60.5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企业数量的最高值与最低值倍数分别达到4.2倍、73.8倍、106.7倍，显示了各地不同的发展水平、财政保障力度以及市场规模等。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北京等前6个省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地方合计数的比例达到46.9%。另一方面，从职业教育投入来看，以《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例，2022年中职学校为1.7万元，是普通高中的91.3%，31个省份中仅有8个省份中职学校超过普通高中，31个省份中职学校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倍数达到8.4倍，明显高于普通高中的5.8倍，各地职业教育投入力度、重视程度差异显著。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强调“必须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新形势下需要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内在共生点，破除两者二元对立逻辑，强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教育综合改革新思想。职普融通务必要谨防弱化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误区，要强化职普融通与产教融合的内在一致性，在提高职业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能力的同时，正确处理好职普融通和产教融合的关系，高质量抓好“五金”建设。职业教育侧重于培养具有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技能的人才，普通教育更注重基础学科知识的学习和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职普融通是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提出各有侧重的要求，鉴于当前职业教育的相对弱势地位，职普融通尤其需要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需要注意的是，面对迥异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推进职普融通要因地制宜、稳妥推进，避免采取一刀切、简单化做法，防止走入误区。

七、推进职普融通呼唤职业教育评价模式转型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成败，历史的转折是职业教育评价模式转型的基础。新时期应该把握好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以建设教育强国要求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和国际影响力为指引，加快推进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和评价模式的转型。要强化适应性思维，无论是职业本科、高职专科还是中职学校，都要围绕系统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要求，提高需求适配度、条件支撑度、目标达成度、制度保障度、成效贡献度。

在推进职普融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评价改革的牵引导向作用。推动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双向奔赴，改变目前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泾渭分明的现状，解决普通教育学历文凭导向的“应试化”倾向，职业教育“技能的窄化、窄化的技能”困境。改变传统评价往往只关注学生分数和升学率等问题，更加注重学生职业技能、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评价，更加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进步，更好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实施全场景、多模态的教育数据采集，探索开展学生学习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推动职普建立一致性评价标准，确保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等值性和互通性，包括学科互选、学分互认、学籍互转等，以便学生能够在不同类型的教育路径间灵活转换。

努力转型职业教育评价模式，引导职业教育提高人才培养和服务贡献的绩效水平。推动职业院校将代表新质生产力方向的产业技术、产业文化、产业需求融入教育教学资源和教育教学过程，增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有效供给，完善学生成长成才的多元化路径，努力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转型职业教育评价模式要坚持立足类型定位，构建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符合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的多元分类评价体系，引导和激励不同职业院校在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各展所长，立足自身定位做好服务关键领域的发展，为完善技能形成体系，更好地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新贡献。